主持人钟 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沈建光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张 明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我们看到了2018年中美关系再起波澜，其中经贸争端令人忧虑。如果美方执意推动争端升级，那么对中美双方的增长前景都会投下浓重的阴影。进入岁末，我们看到白宫面临压力。例如，美国经济增长有放缓之势，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资本市场波动率加大，地产市场持续降温。而罗斯、莱特希泽、库德洛和纳瓦罗等的意见也存在微妙差别。在两位看来，随着中美逐渐恢复接触，2019年中美之间会否出现一个转折点，即双方多方面的经贸争端虽难以迅速协调和解决，但对争端的管控意愿加强，都努力形成一个基本框架，以使争端不再扩大甚至有所降级的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对中美双方，而且对世界经济而言，都可能是好消息。
张明：近来，中美贸易冲突的确有一些好转的迹象。不过我认为，不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过于乐观。其一，本轮中美经贸摩擦有着深层次的背景与原因，背后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对华整体策略从“接触”（Engagement）到“遏制”（Containment）甚至“规锁”（Confinement）的转变。这一转变，并不会由于特朗普的态度转变甚至特朗普的下台就会消失或者逆转。其二，如果本轮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或者股市出现大跌，我认为美国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可能不会变得更加友好，反而可能变得更加不友好。其三，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可能长期化与复杂化，但短期内会有更多波折。对此，中国政府应该做好准备。
沈建光：展望2019年，结合当前美国经济的一些表现，以及中美双方的政策取向和态度释放来看，我认为，中美之间可能会在年底达成协议，避免或者延缓2000亿美元关税从10%升级到25%。当前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的负面影响都在进一步显现。对美国而言，贸易战绝非稳赚不赔。从美国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波动、国内政治风向与企业界的反应来看，持续贸易战对美国同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例如，金融市场方面，10月美国出现了“股债双杀”的局面；再如，美国企业成本受到的影响也开始显现，福特汽车9月就曾表示，钢铁关税已经导致公司获利减少10亿美元。
对中国而言，贸易战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由于替代美国的出口市场并不易得，贸易战对中国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产业链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影响巨大，且贸易战持续越久，风险越大。此外，中美贸易战对产业链的影响也不容小视。据报道，为避免美国的高额进口关税，部分日本大型制造商已在重新审视其在中国的业务，并有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
钟伟：2018年在宏观调控领域，财政货币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人们将货币政策形容为“紧信用，宽货币”。在金融去杠杆的压力下，社会融资总额和广义货币增速不断下行，并在10月份创下新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也由升转降。两位预期在2019年货币政策会迎来稳杠杆的拐点吗？降准降息和市场利率整体下行的可能性有多大？2019年的财税政策被广泛热议，从社保缴纳到房地产税，再到个税调整等诸领域都令人耳目一新。两位觉得2019年财税政策存在减费降税和提升预算赤字率的空间吗？
沈建光：稳杠杆的观点其实已经出现了。当前已从“去杠杆”阶段进入“稳杠杆”阶段。10月31号政治局会议未提及去杠杆，易纲行长近期也对去杠杆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都预示着政策信号的变化——决策层关于经济形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判断已再次转变。
与之相应，中国货币政策在三季度已迎来边际调整，整体保持宽松，7月和10月央行两次定向降准，并综合运用MLF、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政策工具，调节金融市场及特定领域的流动性。考虑到今年以来在去杠杆和财政紧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下滑态势，又面临内外环境的双重压力，从而使稳增长日益迫切。预计，未来这一宽松的态势仍将延续，降准降息是大概率事件。虽然不会搞大水漫灌，但会维持资金面宽裕。
而在财政政策方面，近期关于预算赤字率的讨论有很多，当前减税降费的需求也非常迫切。从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来看，今年以来增速是一路下降的，10月已经转为同比负增长。预计2019年减税措施会明显加大。一方面要藏富于民，体现在个税改革方面，支持居民消费保持稳定；另一方面要提振企业信心，如果对企业层面可以推出更大规模的减税措施，且落到实处，也不失为挽回民营企业信心的重要手段。
张明： 货币政策的转向可能从2018年第二季度就开始了。自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央行已三次降准，并扩大了MLF的抵押品范围和提高了MLF的规模。货币政策的调整已经造成货币市场利率与债券市场利率显著下行。然而，由于传导过程存在阻碍，流动性的放松并未导致信贷的放松，迄今为止社会融资总额与M 2 的增长依然偏低。我认为在2019年，中国央行仍然可能数次降准；但由于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显著下行，并即将与美国货币市场利率形成倒挂，因此降息的可能性不太大。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运用得比较充足了，财政政策应该进一步发力。2019年，中国政府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尤其是应下调增值税税率。适当提高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有一定的空间。在调结构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要比货币政策显著得多。
钟伟：中国资本市场在2018年是投资者的伤心地。尽管10月中旬以来出现启稳迹象，但市场信心、流动性和盈利预期仍然影响着已是估值相当合理的A股市场。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得到了高层的持续高度关注。在两位看来，2019年伴随财政货币政策的易松难紧之势，以及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兴趣的上升，A股市场会否有超出目前市场预期的表现？
沈建光：关于资本市场，10月31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这表明，近期股市大跌、市场不稳已引起高层重视，未来维护股市信心将纳入政策考量，并可能出台诸多配套政策。考虑到资本市场政策底与估值底的出现，如果信心能够得到有效提振，2019年A股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重中之重还是落实各项改革政策，一方面需要使稳增长与改革的措施实现协调配合，把控短期的经济下滑并防范外部风险；另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长期制度建设，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提高市场透明度，完善法制建设，加强对投资者保护等措施的协调配合，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张明：2018年年初至今，美国股市大致不涨不跌，而中国股市大致下跌了20%。2019年，随着美国长期利率上行，美国股市的波动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不排除美国股市存在大幅下跌的风险。在外部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股市的低估值将会越来越富有吸引力。目前中国股市的“政策底”已经相当轻晰（大致在2500点左右），但市场仍处于底部博弈的过程，且这个过程可能还会比较长。不过，如果中国政府能持续出台提振市场预期的政策，则市场筑底的过程就可能缩短，中国股市就会更快出现新一轮行情。从目前来看，定投估值偏低、业绩偏优、市场排名靠前的蓝筹股，是值得考虑的策略。
钟伟：房地产总是不会消退的话题。2018年下半年以来，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都有松动下行的迹象。同时“7·31”政策强调了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从央行前3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增速稳中有落，开发商和购房者的热度和期望趋于下降。在两位看来，2019年涉房调控政策会否有所松动，还是继续严苛？尽管楼市仍有可能稳中趋弱，但开发企业的融资环境，以及购房者的约束是否有可能因地制宜，稳中见松？
张明：在2019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可能会有所松动，中国政府更应该放松开发商在融资方面的约束。毕竟，如果想通过增加供给来缓解一二线城市的供求缺口，那么就应该让开发商获得更加充足更低成本的融资。我认为，政府应该对放松限贷限购政策保持审慎态度。房贷利率可以适度下调，但首付比例与限购政策短期内不宜过快放松。
沈建光：近期房地产市场确实降温明显。统计数据显示，房企融资渠道中，国内贷款及按揭贷款仍在下降，政策调控下现金流较为紧张。在今年去杠杆与表外融资大幅收缩的背景下，房地产开发资金明显回落。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资管新规下，房地产传统融资渠道明显收紧，融资环境加速分化，房企融资压力较为严峻。例如一些大型房企融资困难，债券发行利率可达百分之十几。此外，随着监管层严控银行信贷和信托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企融资成本明显上升。在政策调控预期不改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房企融资依然面临较大压力。购房者约束方面，本轮调控本身的特点之一就是“一城一策”，未来各地结合自身情况对现有政策进行动态调整是完全有可能的，前提是调控的基本原则短期内不能放松。
钟伟：2018年底，各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活动将陆续推出。作为国家基本战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过去40年的中国奇迹。两位觉得在一片相对悲观的氛围之中，展望2019年以及改革开放的下半场，中国政府还应当在哪些领域精准发力？人们又能期待哪些方面的好消息？
张明：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来看，每当中国经济增速处于趋势性下行的历史关口，中国政府都是靠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来渡过难关，并开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我希望，这次也不例外。中国政府应该重新大力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诸多结构性改革。首先，应该大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降低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其次，应该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避免进一步的“国进民退”；再次，应该向民营企业大力开放教育、养老、医疗、金融等服务业部门，给民营投资以新的出口；第四，应大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流转改革，让农民工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城市化的收益；第五，应该继续注意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一刀切式的运动式监管固然不可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放任金融风险的重新孳生与膨胀。
沈建光：2019年的基准情况是中国经济回落有限，预计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在6%—6.5%之间。近期在贸易战的应对上，需做好两方面的打算。为最坏的情况做出准备；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并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如加快中欧自贸区的尝试，加强与东盟16国之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推动中日韩FTA谈判，甚至对加入CPTPP进行积极尝试，以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展望2019年，减税领域的政策仍是关键，政策力度以及如何落实，都是决策层应重点考虑的问题；此外，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国企混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都是重点发力领域。
钟伟：谢谢两位的参与。张博士对中美经贸关系充满忧虑。两位都指出了全球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并指出在2018年第二或三季 度，货币政策已以定向降准、改善MLF等举措为标志，出现了灵活转折；相比之下，财税政策的斡旋空间和针对结构性问题的精准度可能更适宜一些。对资本市场是否已处于估值底和政策底，两位十分谨慎。楼市方面，两位都期待对开发商融资有所放松，以维持楼市稳定。最后，都对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提出了洞见。期待2019年中国经济能有更多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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