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币清算业务格局，合规压力下的行业洗牌

2017年4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吉林银行收到了其美元清算行——某国有大型银行纽约分行关于不再合作美元清算业务的通知，并限期2个月之内关闭账户。

吉林银行国际部总经理姜华向记者坦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随后，吉林银行试图找到这家大行总行进行积极沟通，希望能够保留账户，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回旋余地。

美元清算账户的关闭让吉林银行措手不及，但这只是困境的开始。姜华告诉记者，吉林银行在境外的加元、澳元清算账户相继被关户，让其国际业务发展一度陷于被动局面，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这仅仅是国内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代表的众多中小型银行遭遇外币清算账户“关户潮”的一个缩影。

外币清算业务格局

外币清算是指在办理国际结算和外币支付中，办理业务的银行在同一清算机构开设清算账户，清讫双方或多方的外币债务、债权资金的划转或结算行为。

外币清算是银行国际业务中最基本、最传统的一块业务，但也很容易被忽视。在很多人看来，外币清算不过是简单的外币汇款，这其实大大低估了外币清算的重要性。

银行外币清算包括美元、欧元、日元等不同币种，并区分为境外外币清算和境内外币清算。境外外币清算是银行由于自身或银行客户发生的跨境贸易、非贸易或投融资交易结算时，直接与境外银行之间进行的外币清算。通常来说，境外外币清算的规模和频率远大于境内外币清算。

境外代理行是国内银行境外外币清算的重要渠道。一般来说，代理行业务合作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一般代理行合作。此种关系建立后，双方可互发报文，委托代收单据，进行日常业务沟通转递。二是清算合作。开立清算账户，可进行代理资金清算。三是代理行授信，即根据对方资信情况，进行授信，进而开展资金交易、贸易融资等业务合作。

比如境内企业与境外客户采用美元结算时，最终要通过在纽约的外资银行或中资银行纽约分行开立的美元账户进行清算。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大型外资银行拥有广泛的代理行业务渠道和丰富的业务经验，国内中小银行对其渠道有很高的依赖度。

除了外资清算行，大型中资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也是国内中小银行的一项选择。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开设海外机构，并以一级清算行的身份加入当地清算系统，如美元的FEDWIRE（联邦储备通信系统）、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欧元的TARGET2（第二代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日元的BOJ-NET（日本银行金融网络系统）等，从而拥有了自有清算渠道。

大型中资银行由此可以在外币清算领域“两条腿走路”，一种方式是通过代理行，一种方式是通过自有渠道，既能为银行集团内部提供跨境清算，又能为国内其他银行提供代理服务。中国银行是老牌外币清算行，三十多年深耕境外市场，在CHIPS清算系统排名前十的银行中，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是唯一一家中资银行。近年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在境外外币清算业务的影响也在提升。

我国中小银行国际业务大多起步较晚、资产规模较小、国际知名度不高，因而国际业务需依托境外代理行。鉴于与境外外资银行存在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而相对更便于沟通，清算效率也较高的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就成为不少中小银行外币清算的首选。

合规压力下的行业洗牌

近年来，全球洗钱和恐怖融资形势日趋复杂，反洗钱国际标准和欧美国家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多家国际大型银行因违反反洗钱及制裁政策被处以巨额罚款。为满足监管要求，国际银行合规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对合作客户的合规性审查也愈加严格。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内中小银行在境外的外币清算账户被大量关闭，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外资银行为满足合规监管要求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比如配备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的专职合规人员，运用大量科技手段提高反洗钱筛查的准确度等。而内地很多中小银行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复杂、反洗钱管理风险性高，有着天然的弱势。外资银行在中小银行对其带来的利润贡献率和大幅提升的合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关户是其业务重心梳理调整的必然选择。

最初被外资银行关户后，不少中小银行遂寻求中资银行境外分行作为账户行，虽然变更账户颇费周折，还可能造成延误，但业务仍然可以运转。

然而，随着境外合规监管的趋严，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面临与外资银行同样的处境，需要符合所在地监管标准，其在境外的代理清算业务也迫不得已逐步收缩，中断了与国内一些中小银行的合作。

而外资行不仅关闭了一些合规风险较高的中小银行的账户，也不允许在外资行开户的国内大型银行代理第三方业务。中小银行通过中资银行的自有渠道和第三方清算渠道都被切断，因而出现了文章开头吉林银行遭遇的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场终止代理行合作的关户潮并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而是全球贸易金融领域在合规监管压力下的一大趋势，并会对贸易金融业务产生深刻影响。

国际商会发布的《2015全球贸易金融报告》就指出，反金融犯罪的合规要求，包括反洗钱（AML）/了解你的客户（KYC），是贸易金融的一个明显障碍。其中，46%的调查对象认为终止代理行协议是出于AML和KYC的原因。报告指出，非洲和俄罗斯/独联体受到深刻影响，中国和印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代理行业务对新兴市场的贸易发展尤其重要，因此，2015年终止代理行的比例比2014年有所上升，意味着对这些国家和客户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2018全球贸易金融报告》中，监管合规的影响仍然是银行“极度关注”的重点，尤其表现在西欧、亚太及非洲地区的银行。58%的银行反馈，最大的障碍是监管合规，56%的银行认为是反恐怖主义融资及国际制裁合规。

从国内来看，国际监管合规的要求趋严使得贸易金融业务和行业格局发生了改变，呈现出“大行更大，小行更小”的分化局面。

据记者了解，大型国有银行在代理业务方面呈现收缩，自身业务并没有受到波及。国内股份制银行因为业务量较大，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合规管理水平都较为完善，受到的影响也不大。而很多外资银行在退出中小银行客户后，逐渐将营销客户的重心重新积聚于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身上。

以中小微企业为服务主体的小型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因清算渠道受阻，客户流失较多，业务能力大为削弱。这也给部分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资金周转造成了一定影响。

代理行网络是从事国际业务的基础，代理行关系的维护直接关系到中小银行各项国际业务的风险与收益。在姜华看来，外币清算账户关乎中小银行国际业务的生存发展。没有清算账户，国际业务就无法开展，对银行和客户产生的后果不可估量。

自救之路

面对困境，银行纷纷寻求破解方法。姜华向记者讲述了吉林银行的突围自救之路。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和被拒绝后，姜华一度对找到新的外币清算行感到心灰意冷。在其他城商行的帮助下，吉林银行获得了与XX American Bank开展外币清算的合作机会。

XX American Bank是美国一家以外币清算为主营业务的中小银行，在这次“关户潮”中，他们抓住机遇，吸收了中国国内十几家优质的中小银行合作，快速提升了他们的清算业务规模。姜华向记者介绍道，由于吉林银行是当地唯一的城商行，资产总量近4000亿元人民币，银行资产规模很快得到了这家外资银行的认可。但由于没有选择余地和谈判筹码，合作处于被动，且付出的成本较为高昂。这让吉林银行暂时渡过了关户的难关。

后继危机继续扩大，吉林银行除美元外，加元和澳元清算账户也被境内外代理行关闭了。但吉林银行并没有放弃探索，并最终利用其特殊优势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大力开展具有地域优势的韩币、卢布结算，开拓了新的业务模式，促进了国际业务的发展。

由于吉林省处于对朝、对俄边境，根据市场情况，吉林银行大力开展了韩币业务，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吉林银行的第一外资股东是韩亚银行，其可以继续发挥韩币清算方面优势，做出自身特色与优势。“通过发展韩币和卢布清算，也许可以更好地带动陷入困局的国际业务。”姜华说。

账户行、代理行网络建设是我国中小银行国际业务发展无法绕开的课题。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银行从事跨境业务，既要满足国内监管部门的合规要求，也要符合境外反洗钱与制裁的监管标准。国内很多中小银行不管在合规文化、投入成本还是人员的合规认识等方面都存在差距，对全球最新监管趋势信息的了解和把握上也有难度。因而，大规模关户潮造成的结果，就是倒逼中小银行改善公司治理和内控合规，提高合规管理水平。否则，国际业务发展将长期受限。

虽然目前账户行、代理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小银行还是要围绕满足自身业务发展需求，积极寻求外币清算通道。常熟农商银行国际部总经理薛志弘认同上述说法，她表示，一方面中小银行需加强对存量账户行、代理行的日常维护，根据业务量和业务发生频率确定重点维护名单，加强沟通和相互了解；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小银行还要不断完善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增强业务人员的合规意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记者在与不同外资银行的沟通中发现，外资银行除了重视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经营状况等一般情况外，更加注重中小银行的反洗钱合规情况，如反洗钱合规架构是否合理优良、反洗钱管理是否尽职有效、反洗钱系统是否先进全面、反洗钱合规人员是否专业严谨等。

郑州银行交易银行一部副总经理杨永强对记者说，商业银行要实现与国际接轨，就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管理机制和系统，提高人员专业素养，通过不断学习，优化管理模式，提高反洗钱工作的合规性、先进性和有效性。

除了加强交流并不断促进海外清算行对我国中小银行的了解之外，我国中小银行群体抱团取暖也是一种应对之道。南洋商业银行贸易金融部总经理薛键建议，可以将一个省的几十家农商行进行联合，业务量也不容小觑。聚合零碎的清算业务为规模化业务，将更容易得到海外清算行的重视。

在过去的两年里，外币清算“关户潮”曾愈演愈烈，使国内一些小型银行发展国际业务遭遇了“寒流”。是绝地重生，还是就此放弃国际业务，是每一家遭遇困境的国内小型银行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当前全球监管标准日趋提高的大背景下，外币清算“关户潮”可能仅是“寒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未雨绸缪、励精图治、砥砺前行，才是商业银行自身业务发展的要义。

对话

邹炼：摩根大通银行（中国）行长、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资金服务部金融机构销售总监

阳春三月，在北京金融街英蓝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如期采访到了摩根大通银行（中国）行长、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资金服务部金融机构销售总监邹炼。摩根大通银行作为全球美元清算业务最大的商业银行，面对因近年全球洗钱和恐怖融资形势日趋复杂而引致的日趋严格的国际监管，作为一家全球性银行，其有着自身的业务发展考量。

邹炼表示，摩根大通银行更希望与合规管控能力及合规文化较强的客户进行长期业务往来，并会重视与其的业务合作。她表示，不会对国内小型银行的外币清算业务“一刀切”，关键还要看这些银行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是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中国外汇》：摩根大通在反洗钱监管和制裁形势趋严的环境下，在中国境内的代理行业务受到了哪些影响？又相应做了哪些调整？

邹炼：在2013年至2017年，摩根大通银行着重进行了反洗钱等合规管理能力方面的提升，其中在整合政策、梳理业务流程、更新系统和培养专业人员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2019年，摩根大通银行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高达110亿美元，以技术进步带动合规流程的有效性及效率。作为一家美元清算行，我们在亚太区的14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专业的团队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因此，摩根大通银行的合规管理既需要符合国际监管要求、美国监管要求，也需要符合运营地的监管要求。

在当前国际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我们对客户群体进行了一些调整。摩根大通银行更希望与合规管控能力及合规文化较强的客户进行长期业务往来。对于新市场以及新客户，我们在客户引入方面进行了审慎的调整，准入条件相应提升。对于国内小型银行，在客群方面我们也进行了微调，保留了反洗钱管控到位且可以长期合作的客户。另外，很现实的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匹配问题，外币清算业务的利润贡献率也需要与银行的风控成本做到匹配。

在亚太区及中国内地，摩根大通银行的美元清算业务是非常稳定的，仍然保持着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且市场占有率还有小幅上升。

《中国外汇》：中国的小型银行普遍面临清算账户被关闭的风险，这会影响其自身国际业务的开展。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邹炼：我对国内小型银行的建议是，首先要大力加强对风险控制方面的投资，进行反洗钱管理方面的提升，实现风控能力与自身业务发展的匹配。其次，需要对自身的战略定位进行重新审视，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多挖掘自身的优势业务。以美国的银行为例，真正开展国际业务的美国银行并不多，但很多社区银行独具各自的业务特色，同时拥有非常强的盈利能力。

从摩根大通银行的角度看，我们并没有对国内小型银行外币清算实行“一刀切”。取舍的关键是，这些银行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是否达到了较高水平。如果具备有较高的风险控制水平并能够长期开展合作，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以风险为导向才是外币清算业务的市场检验准则。

《中国外汇》：摩根大通是如何在满足反洗钱要求的同时在中国境内拓展美元清算业务，并保持了这一领域优势的？未来摩根大通对外币清算业务有哪些业务发展计划？

邹炼：首先，合规管理是红线，必须保证所有的银行业务均符合相关监管要求。作为一家美资的国际银行，开展的所有业务均需要符合美国政府的监管要求、业务开展地的监管要求及其他国际监管要求。在合规管理方面，我们将一如既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政策流程实施及合规培训方面进行提升，以继续保持业界的领先地位。

其次，多年来，摩根大通银行持续投入了大量资源，用技术来促发展。摩根大通银行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来提升制裁筛查业务流程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手段来提升银行运营的效率及精准度，让摩根大通银行继续在这个领域保持技术上的领先。

在发展规划方面，我先说一个比较有趣的新情况，即很多客户出于对摩根大通银行美元清算能力的信任，往往会将其他货币的清算如英镑清算、日元清算等也转到摩根大通银行开展。因此，基于在美元清算方面存在的良好合作关系，对于客户提出的其他货币清算需求我们也会给予支持。其次，未来我们仍旧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如在制裁筛查领域，遇到涉敏词汇，会采用大数据，并利用具体模型来降低误判率。最后，摩根大通银行未来仍会以“银行的银行”来定位，不会仅满足于作为简单的服务提供商，而是谋求长期的相互信任的顾问关系，提供除传统银行服务以外的顾问服务。我们希望和客户一起直面机遇和挑战，互相支持，共同发展。